最近一幅馬騮食蕉圖在香港網絡鬧得沸沸揚揚，離散的嘲笑留港的是傻子，留港的不滿自己被醜化，批評忽視每人都有自己的苦衷。隨著香港人的離散，香港以及香港人定義都會大變。這只會是第一個案例，而不會是最後一個。
過去寫過幾篇關於香港文化和身份認同的文章，算是預知了今天文化衝突的序幕。CUP結束後，不知網站還會活多久。沒有準備把所有文章都放上來，除了認為沒有這個價值外，也是因為我懶，但這幾篇還是想整合備分，算是留一個紀念。
也許之後會在某些地方再寫廢文，也許不會。
誰家的香港人最香港
2021年才開始兩個多月，身邊已經有幾位朋友到英國開始新生活，還有一堆人說多工作一兩年存錢才飛，或者等待疫情過去，才能入境澳洲和加拿大。走的肯定為數甚眾，但也有選擇留下的。有朋友丟不下家人、又怕不適應外國生活，結婚、買樓、生育三步曲最近剛做齊。離開是需要勇氣的，留下又是另一種勇氣，沒有人能說清哪一邊才是正確的選擇。不過可以肯定是，「香港人」的意義從此會走在分歧路上。
「移民」並非新鮮事，上世紀的主權移交嚇走了一大群人，但隔十年八載後又回流。馬照跑舞照跳，北水也餵養了不人，香港看起來還是以前那個香港。於是走的人沒有帶走話語權，「香港」這個招牌仍與深圳河以南土地上的人和事連結，在外面的都算是脫落的枝葉。然而今次不一樣，這個地方真的徹底地爛掉，腐化成另一個形狀。這不是預言，而是正在發生的事實。走掉的人不會回來，其中某些更可能再無法回來。
於是在接下來的日子，冠上「香港人」名頭的將會有三批人：移居外地的港僑、留港的遺民、以及用作清洗人口的「新香港人」。誰是香港人？甚麼是香港？怎才算是港味？三方互相爭奪話語權之餘，各自的內部又會爭奪次話語權。
港僑與在地社會結合，會被批評不夠正宗；遺民會被嘲笑死剩種，潛而默化被洗腦而不自知；「新香港人」在隱藏的政治任務外，也在文化多元的旗幟下提出自我主張。同一時間，不同地區的港僑互生私怨；遺民會在尋根過程中自我否定；「新香港人」則注定與政治情勢拉拉扯扯，抱著模糊不清的自主性。
至今為止都沒有人去在意、甚至沒有自己名稱的事物，都會一一被加上定義。對於消逝的事物，最直接的反應是留下記錄及書寫標準，出版社也會乘機推出「香港文化字典」、「香港人ABC」之類的著作。鴛鴦的奶茶和咖啡比例是多少？蘿蔔榚應該是用XO醬炒，抑或煎過再沾辣醬？這些會都會被視為有標準答案的問題，而「標準」的差異則成為上述陣營間的對立點。
以上這些不是預言，而是早偷看的答案。面對著同一敵人，加上差不多的境遇，後八九民運的歷史注定會發生在香港身上。筆者只望這一切都發生後，有人會想起這篇文章，站出來不讓「香港」繼續跌入原教主義的旋渦，讓「香港人」綑綁在單一的定義上。大家應學懂雞蛋不放在同一籃子裡的道理，不是被人一下子偷走，自己也會互相碰爛。
記得我們一起經過的那個夏天。
Be water, my friend.
後集體回憶香港
人在海外，看到香港內外的文化活動漸成反比。相對香港內部接連不斷的壞新聞和蠢事，漸漸成為一池死水，外地港人卻愈來愈活躍，在各地形成不同的社區網絡。
在二千年代談論香港文化及身份認同，總離不開集體回憶，也即是共同生活經驗，往往是日常生活小細節的集合，娛樂與媒體經驗也是其中構成部分。然而隨著離散，地理空間的共同生活經驗變得不再可能，以「集體回憶」為中心的身份認同構造面對危機。所以近年本地娛樂圈迎來小陽春，某些藝人組合突然極受海內外港人歡迎，因為大家都急於抓住集體回憶的尾巴，而媒體娛樂成為最後的手段。
隨著內部各種的腐敗和崩潰，文化生產漸漸失去過往的力量，這手段無疑是有極限的。加上離散香港的文化的冒起，最終必然發展出多中心的「香港文化」。當然這可以是一個跨地域的文化網絡，但正如「集體回憶」的經驗構造，各中心自然會與在地社會的生活融合，擁有自己的特色與性格，而這些差異將會引起文化的焦慮和不安。
「不夠正宗」的指控，一方面會導致組織分裂，另一方面會步入原教主義的旋渦。有人會嘗試不斷回溯歷史上的香港文化，尋找最純粹的生活經驗，重新確立「正典」。但由於香港文化構造本來具多起源，而且必然與廣義上大陸的人和事無法完全切割，這個「正典」將會是矯枉過正的戰爭。
許多人會厭倦內耗而逃避，沒有包伏的新世代則很大機會越過這些邊緣衝突，加入更大的當地亞裔身份論述。屆時「香港」對於他們只是無數標籤的其中一個，正如過往香港小學手冊中的「籍貫」欄目，寫著一個你從來沒有到過，也沒有甚麼歸屬感的地方。
在後集體回憶的世代中，延續廣義上香港文化以及身份認同，大家必須開放「香港文化」的解釋權，接納香港文化不再是指單地理香港上的文化生產與消費，而是作為一種美學風格的存在。8、90年代的流行文化當然是經典，但不必執著於那才是正宗。「香港」是一個文化符號、一種風格選擇，在海外基於經典的重新創作，也可以是「香港文化」的新血。
文化的核心是人，人會流動變化，只有容許新意義誕生和連結，一種文化才能持續生命。
後香港「香港人」
寫了幾篇關於離開香港的人，最後還是要寫一點關於留在香港的人。
筆者幾近一半的朋友都離開了香港，換言而之就是還有一半留下。留下來的不一定生活困苦，尤其任職公務員（包括學校老師）的一群，薪水和市場沒有掛鈎，收入沒有受到外圍環境的影響。另外北水雖然收緊，但始終有人有方法賺那一筆錢。然而從社會整體發展來看，明顯會感受到走下坡，機會愈來愈少。
除非打從心底相信由治及興的好處，身處香港的香港人將會愈來愈強烈覺得自己是「被遺下」的──不是自己「選擇」留下來，而是因為走不了，才會生活於這個城市。許多朋友親戚都遠赴他鄉，不論苦或甜都已經展開了第二人生。即使多信誓旦旦地說要與香港共存亡，也免不會在夜蘭人靜之際，想像自己當初如果遠走高飛，結果會不會很不一樣。
遺民的論述將會生長得很快，原因可以是因為外面的人可以說很多，而且傳播得很快，但裡面的人很多話都不能說──技術上你的確能說，但只有一次言論自由的機會。話語權的落差會造成身分認同的差異和對立，擁有2010年代記憶的世代也許會黯然接受時代的轉變，以失敗者的身份默默生活，但今後才開始抬頭的世代不會跟你客氣。
當生活在地理香港上的人不滿「遺民」的標籤，決心建立自主的身份認同，但論述的可能空間都會高度政治化，而且與大陸各種人和事都離不開關係。因為這些複雜的政治社會關係會漸趨透明，像中國大陸今天的社會，像空氣一樣地存在，身處其中的人無法簡單察覺，無論做甚麼說甚麼都會帶著這些政治關係的氣息。
於是在後香港的香港人無論如何掙扎表達自我，在離散社群的眼中，總是不再純正的文化身份，是被北方洗腦統合後的雜種遺民。生長在香港的香港人才是香港人，抑或遠走外地的離散香港人才是香港人，這將會是一場你死我活的話語權戰爭。這場戰爭的背後，是嘗試在有限空間中尋找自主可能性的「後香港」香港人，以及在混亂交錯的地政空間中，執著於抓住主體身份尾巴的離散香港人。
沒有哪一邊是對或錯，因為「純粹香港人」只是為了應對存在危機而生成的神話產物，在抽離的角度看，話語權戰爭或者也屬於香港人身份的一部分。
沉船中的身份認同
澳洲記者Richard Hughes花了差不多整輩子在東亞，他在1968年出版的「Hong Kong: Borrowed Place, Borrowed Time」是他代表作。封面是一群白人在打草地滾球，但背景卻是掛滿了文革標語和毛大頭的中國銀行大廈，對比出書名的「借來的地方，借來的時間」，這一句同時成為了香港多年的註腳。
借來的地方和時間是要還的，欠債還錢是要還給中國，因為新界的租約的確是在1997年到期。Hughes沒有錯，起碼在成書的六十年代，「香港文化」的想法基本上還未出現，大眾仍處於逃難暫住的心態。由內戰、二戰、到文革，香港都是中轉站，「本地人」是一個未成形的概念。
如果「獅子山精神」是本土文化普及的起點，那麼直到七十年代香港才出現所謂的本地人。而也因為九七大限的迫近，香港文化也在起飛的同時面對自己的死期。對於當時的香港人來說──今天也許仍一樣，歸屬感接近零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並不是一個「想回去」的地方。縱使北方的大地在各方面藕斷絲連，但那個國家政權也不是「本土文化」的歸屬。
Ackbar Abbas在1997年出版的「Hong Kong: Culture and the Politics of Disappearance」捕捉了在矛盾中滋生的香港文化。他認為香港文化是一種「後文化」（Postculture），在殖民地歷史與全球化環境的夾縫中搖擺，而且是在變幻與消失中的呈現。「保育」無法
拯救在覆滅危機中誕生的主體，因為保育只能冷藏「過去」，但不能呈現「現在」。香港文化是未完成的過程，必定以行動的方式呈現，所以面向的是未來。
換句話說，在Abbas眼中的香港文化基本上是行動主義的實踐，只能透過當下社會空間裡的演出來呈現，而呈現的觸發點往往是因為消逝。在香港，所有存在的一般事物都是「集體記憶」的土壤，但往往是將消失或者已消失的事物才成為焦點的文化客體。而又因為其消失的契機，香港文化主體就會以各種行動而呈現。
於是「香港文化」其實是一種對消逝的拒絕，而這種拒絕本身是香港人自身的寓言，在殖民、二次殖民、全球化下的環境下，尋找文化主體而不斷掙扎，掙扎過程的本身就構成了經驗主體。這也解釋了為甚麼對皇后碼頭沒有歷史經驗的世代，竟然是當年主張保育的主力；又為甚麼平常極少幫襯的珍寶海鮮舫，在結業、離開和沉沒之際，會勾起大眾的鄉愁。
在敘述甚麼的故事之前，作為後文化的香港更在意的其實是如何獲得敘述故事的主體。沈船的故事在碰到海底之後，才真正地開始。
離散街坊福利會
有關香港人本土身份認同的時間原點，說是1967年以後港英政府的社會政策變化才開始，應該是學界普遍的共識。但如果要尋找民間實踐的起點，「街坊福利會」應該八九不離十。
雖然過時過節會拜黃大仙和車公，但從來聯繫香港人的不是特定的宗教信仰，也不是堅實的傳統規範。神明充其量只是一種手段、一種無以名狀的方法，幫助自己達成特定的目的。目的通常都是錢，算是年度盛事的觀音借庫可見一斑。
在表述的層面上，身份認同也許依附著所謂的普世價值，正如過去幾年大家在媒體上所見的例子。但在歷史上，政治制度從來沒有給予香港人時間和機會，進行真正意義上的實踐。所以縱使搬出「普世價值」，那都是一種想像和嚮往，多於實在的經驗。對於當下的社會行動來說，這是一種即時性的策略，或者是權宜的歸納法，而不是對於特定價值的忠誠。
香港人身份是建基於一種共同生活經驗的連帶感，也是「拍硬檔」式的時空共同感。於是「香港人」其實是一種街坊福利會成員的終極延伸，目的是為了在共有時空中，尋求互相利益的最大化。當大家都生活在「獅子山下」的想像時空中，香港本土的社會權益就是共同爭取目標。從小規模的街道清潔，到改變社會政策的參與權，當然經濟上的共贏不會議題上缺席。
街坊福利會的哲學是共贏，在避免衝突的前提下各有各做。成員會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其他人的差異，只要不損害自己利益，盡可以給予對方方便。但求留一線，日後好相見，這種江湖式的人際關係，香港人應該不會陌生。雖然這種哲學某程度上也是社群版本的各家自掃門前雪，所以各個街坊福利會又會組成聯會，在組織層面上尋求另一次的共贏。
街坊福利會就是中間團體，承擔著個人與社會之間的聯繫。如果再加上市政局和區議會之類的官方接頭窗口，意見通達理想的話，大眾的生活經驗連結政策制訂，這就是理想的公民社會形式。
可惜的是今時今日市政局已成歷史，區議會也成笑話，甚至對於香港人來說，名為「香港」語境也變得非必然。也許當下最迫切的，不是爭執那一個訴求才是最純粹，而是重建在地的街坊福利會共同體，始終生活經驗才是「香港人」身份的共同語言───不管重建的地方是在地球上哪一個的地方。
曾共渡過漫長的歲月
如果看到標題，能順利唱出下一句，你毫無疑問是在香港長大，而且起碼廿歲出頭。這首洗腦的魷魚絲廣告歌播了十多年，片中的小女孩說不定已為人母，正如廣告的內容一樣，生了女兒後還是吃同一款魷魚絲。
不過這個廣告同時是個千古奇謎，女孩在結尾時回頭一句令人摸不著頭腦的「射射」，讓無數人抱著疑問入睡。「射射」到底是甚麼？或者是普通話的「謝謝」。但根據網上資料，童星香港出生，之後在亞視拍劇也操順利粵語。加上廣告歌的歌詞是粵語，播出地方也只有香港。縱觀廣告內容，前文後理也推不出一句「謝謝」來。
如果晚個十年播出，廣告或者會被冠上媚共的罪名，最後加一句普通話的「謝謝」，目的是面向大陸市場，之類。然而依今天捉「蝗語」的失控程度，十年廿年前的東西被拉出來鞭屍倒也不出奇。這個已經成為集體回憶的廣告在某天突然成為「罪證」，應該不是不可能的。
與「中國」切割關係作為建構文化身份的策略，在2010年代初開始流行。由最初在生活實踐上應用，至今已發展成追溯式，將早已存在十多廿年的語言和事物再詮釋。在這種解構的過程中，許多我們以為是集體回憶，並賴以解立自己身份認同的事物，在不知不覺間成為萬惡的罪證。用切割的方式去建立身份，等於宣告目前為止的記憶都是虛假，香港人的身分最後只會剩下空殻。
小學手冊上「藉貫」那一欄填上的是個從來都沒到過的地方，筆者每次填過就會忘掉，下學期派新手冊都要再問父母一次。這種意義上的「鄉下」在香港人的文化認同所佔的比例很低，更多的意識是來自日常生活，在電視劇、廣告、流行歌、漫畫、小說中獲得。連繫香港人的不是血統和種族，而是文化實踐的記憶。香港人從小就學懂質疑中華帝國那套血統論，永恆不變的民族性只是個謊話。
「無里頭」在香港說得通，是因為香港人並沒有連貫直通的時間感。生活中的事物都是電視廣告一樣，突然出現，又突然消失。這些散亂的記憶沈澱成為集體記憶，於是造就了混集的身分認同。沒有分對或錯，就是遊走不同領域時收集回來的碎片。於是「香港人」從來都不是一種本質，而是一種方式，也是一種策略，只能透過實踐來完成。也因為如此，「香港人」不會完整，永遠都處於形成中的狀態。
直來直往的切割不是香港人擅長的事情，劇謔與惡搞才是。那一個意義不明的「射射」，就管它是個「射射」吧，這些累積起來的「無里頭」才是屬於香港。
集體回憶凋零後，香港會是個神話
聽早在2020年初已經移英的朋友A說，愈來愈多香港人移居倫敦，已經發展出小型港人社區，整橦樓出入都是用粵語打招呼。朋友S準備了幾年，剛剛辦完婚禮，夫妻二人下個月就要出發。朋友C則計劃讓孩子與母親先走，自己留在香港多賺幾年錢。
這幾年，許多朋友不是已離開，就是處於準備離開的期間。剩下沒有計劃的，大都是經濟、工作專業或者家庭原因。當然也可能存在真心相信國安法下欣欣向榮的人，只不過我不認識。經過四年的思想沉澱，每個人對於走不走，心中早已有定論。更多的討論是關於目的地、生活與期待落差之間的平衡、以及身份認同的曖昧性。
有人認為入鄉隨俗，盡力融入當地社區是應該的；有人認為政治訴求也許無法長期維持，但香港人起碼需要保留自身的文化和語言。兩者未必是矛盾的，只不過現實執行之際多有衝突，因為每個人對「融入當地」的意義都有差異，更基本的問題是所謂「自身文化」到底是甚麼。
對於某些社群，身份認同具有模糊但大體理解的自明性。猶太人是千年不斷的宗教信仰，中國人是講究血源的氏族宗親會，日本人則具有語言特殊性。許多香港人以沒有宗教信仰為榮，血源氏族對於移民社會是個笑話，粵語也不是香港人專利。
所謂香港人或者香港文化的認同，事實上是高度依賴日常生活經驗而構成的集體回憶。肉身移出生活的地理空間後，所謂的「香港」將成為對於符號的信念。近年關於甚麼才是「正確」的香港語言和文化的討論愈發增加，原教主義看怕不會熄滅，將來只會燒得更旺。
融入與保留的討論很快就會沒有意義，因為嚴格意義上的香港身份認同，保守估計只能在海外存活二十年左右，樂觀也不會超過30年。在非香港生活環境長大的第二世代，沒有地理香港裡的集體回憶，也失去了過去如TVB之類的共同視覺經驗，現實香港也失去吸引人回流的特殊性。新世代沒有「回去」的動機，切合當時地的身份詮釋是更現實的任務。
「香港」不會消失，但成為神話符號，是詮釋遊戲其中一個元素。正如維多利亞時代的倫敦在蒸氣龐克中的重生，解釋權不會在老人手上，而是屬於更有想像力的年青世代──這也許是個好結局。
香港文化的第二生命
無論是經濟抑或文化方面，大部分人都開始感受到香港的沒落。外國歌手巡迴演出不再開香港場，即使想來也有機會因為不可述說的理由而簽證不批；國際企業把辦公室搬到鄰近國家，始終相信基本法能夠賦予一切只是少部分人。愈來愈多海外學者離開原本高薪的本地教席，因為許多題目不能再碰。
相對漸入寂滅的內部，外部卻相對熱鬧很多。懷舊市場的抬頭使許多80到90年代的文化重新獲得生命，過去無法獲得的遺憾轉化成今天的消費欲望，導致無數的影視作品復修和重製，同時刺激了二手市場的價格。全球化的環境下，懷舊消費不局限於單一文化的內部。除了過去曾經受過亞洲文化洗禮的歐美觀眾，新世代亦透過網絡重新發現亞洲文化。
日本80年代的City Pop黑膠唱片的價格被瘋狂推高，香港電影以及關連的流行文化也在同樣的語境下成為炒賣的對象。在日本，舊電影雜誌的成龍特集有價有市，周潤發的「英雄本色」去年剛剛推出日本上映35周年紀念的高清復修光碟。邵氏功夫電影在歐美是一整個世代的回憶，許多人眼中的cult片演員羅莽，在美國竟然有fans club，幾年前曾經邀請他越洋出席聚會。
在懷舊產業興盛的世紀，香港在過去半個多世紀所累積下來的文化資本其實有價有市，在乎的只是找不找到合適的銷售方法──這本應是香港人擅長的領域。日本是個反面例子，我認識一群拉丁美洲的朋友，他們對「超時空要塞」等80年代日本動畫如痴如醉，願意傾家盪產來買周邊，但日本似乎對開拓海外市場沒有概念，新產品經常還是只有國內流通，結果只養肥了代購公司。
香港文化的第二生命有三個步驟，首先是活化老香港的二手市場，將原本內耗的鄉愁轉化成全球性流通的商品，讓願意付錢的人能夠付錢給你。第二步是尋找白白持有版權而不作為的人，讓失落的IP並重新推出商品。大量香港老電影在歐美不流通，最近有讀電影研究的海外朋友跟我說，才知道吳宇森的電影光碟不是絕版，就是從來沒有推出過。可能是歐美區域版權的問題？我搞不懂，知道的人拜托想辦法，這裡有一個巨大的市場。
最後一個步驟是文化再生產，只要市場足夠巨大，就會有人用舊東西創作新的作品。於是懷舊不只是過去的重置，而是價值的再創新。香港文化將會獲得新的生命，而且是屬於所有人的。
